在《人民的名义》中，观众对祁同伟的共情和对侯亮平的疏离，揭示了社会心理和人性认知之间复杂的博弈。这不仅是简单的“是非颠倒”，更是对角色塑造、现实投射以及人性弱点的深刻反映。以下，我们从多个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剖析。
首先，角色塑造的“人性灰度”差异是显而易见的。祁同伟的悲剧性弧光，展现了一位从寒门学霸到最终自尽的“堕落者”形象，这条从理想主义者到被权力碾碎的路线，几乎符合“黑化合理性”的叙事模式，满足了观众对角色转变的心理预期。祁同伟对权力的屈服与反抗，犹如一面镜子，折射出当代年轻人所面临的“做题家困境”。他在剧中向梁璐下跪求婚、在母亲坟前痛哭等情节，构成了他反抗压迫的情感锚点，这些情节强化了观众对其遭遇的同情。对于阶层固化的无奈，祁同伟的“胜天半子”执念无疑是对社会转型期集体焦虑的强烈回应。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侯亮平的道德完人困境。作为反贪局长，侯亮平几乎没有实质性的个人弱点，顺遂的仕途和“权力护甲”使得他的反腐行动在观众眼中，更多被解读为“既得利益者的游戏”。剧中对他家庭矛盾的刻意淡化和对原则性的过度强调，使得角色缺乏真实的温度。而他时常出现的“政治正确”宣教语句，更加加深了观众的疏离感，反而激起了对“既定话语权”的反叛心理。
社会现实的隐喻投射则更加深刻地揭示了阶层流动的焦虑。祁同伟无法通过三颗子弹获得副厅的位置，直指体制内的潜规则——寒门出不了高官。而他与“梁群峰们”的对抗，正是对这种阶层壁垒的反映。这种对社会不公的愤懑，映射了当代年轻人对于“985废物”和“躺平主义”的困境。相较之下，侯亮平夫妇的“中纪委背景”被看作是权力的代际传递，而其反腐行动则在部分观众眼中，成了“权力内部清洗”的象征。
此外，剧中的“程序正义”设定，容易让观众产生怀疑。侯亮平依靠法律程序屡建奇功的过程中，剧中的“合法性”与现实中的司法公信力危机（如“孙小果案”“唐山打人案”）形成鲜明对比。观众更容易产生对祁同伟“丛林法则生存术”的共鸣，因为他选择的是一条无法依赖制度的道路。在这一背景下，祁同伟的“黑化自救”与侯亮平的“制度庇护”形成了强烈的认知冲突。
在叙事策略上，剧集的视角偏差进一步加剧了观众的情感倾斜。祁同伟的堕落历程占据了全剧23%的时长（主要集中在前15集），而侯亮平的家庭生活则仅占5%。这一叙事失衡，使得观众对祁同伟的情感认同愈发强烈。祁同伟在孤鹰岭自杀前的独白镜头，采用了主观视角，强化了与观众的情感共鸣；而侯亮平多处于“上帝视角”审判位，使得观众对他产生了一定的疏离感。此外，剧中的“汉大帮”“秘书帮”的派系斗争，揭示了腐败的体系性，而侯亮平作为“空降钦差”的身份，反而削弱了他的正义性，他的胜利更多像是高层权力博弈的结果，而非制度的胜利。
从文化心理的层面来看，祁同伟的堕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“逼上梁山”的叙事母题相契合，林冲、宋江等悲剧人物的命运，使得观众对祁同伟的同情愈加浓烈。祁同伟的个人罪恶被集体性结构的矛盾所稀释，成为现代“体制吃人”的悲剧象征。而侯亮平的“海瑞式”清官形象，虽然体现了高尚的理想，却在当代被视为“乌托邦想象”，对现实缺乏直接的触感。
后现代解构主义在年轻观众中蔓延，尤其是在网络文化中，观众对于“鸡汤式正义”的消解与对“精致利己”的美化，反映出对主流叙事的反叛。B站上的“祁同伟×高启强”跨剧二创视频播放量超千万，足见这种“黑化合理性”的亚文化认同。
在演员表演方面，许亚军通过微表情（如听到“权力的小小任性”时的嘴角抽搐）和肢体语言（如握枪时的颤抖），将祁同伟内心的挣扎外化为可感知的痛苦。他的自杀戏采用了“笑泪交织”的方式打破了传统反派的程式化表演。而陆毅的表演则受限于导演对“零瑕疵表演”的要求，使得他过于符号化，正义凛然的台词演绎与《永不瞑目》时期的灵动形成反差，导致角色的空洞感加剧。
总结来看，观众对祁同伟的共情，本质上是在对“单向度正义叙事”的消解。侯亮平代表着一个理想化、遥不可及的正义，而祁同伟则是对现实困境的愤怒与反抗的象征。这种情感选择并非认同腐败，而是对“寒门是否还有出路”和“程序正义是否能兑现实质正义”的深刻质疑。正如这一现象所展示的，主旋律创作必须以人性理解为基础，敢于揭示“正义背后的权力褶皱”，否则可能陷入“越歌颂崇高，越滋生怀疑”的塔西佗陷阱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